随着社会环境动荡多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日趋复杂，竞争的激烈，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综合医院门诊心理咨询者日益增多。[1]

神经症是以持久的心理冲突和情绪烦恼为突出症状的一组轻性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烦恼、紧张、焦虑、恐惧、强迫症状、疑病症状、心情抑郁等，没有精神病性病状。[2]

神经症是一种常见病，据国内统计，此病约占内科初诊病例的10%，约占神经科初诊病例的80%，所谓神经症是一组疾病的概称，主要包括神经衰弱、癔病、焦虑症、强迫症、恐怖症、神经性忧郁和疑病症等。[3]

神经症是心理咨询门诊中最常见的疾病，病程长，远期治疗效果差，门诊用药亦较复杂。[4]

神经症是综合性医院门诊内科，尤其是神经科（神经精神科）常见疾病之一，既往临床上满足于神经症、神经衰弱的诊断及处理，是肤浅的乃至是不合适的。神经症的西医分型诊断，综合予以现代药物、心理治疗和中医、传统文化观（主要是老庄哲学思想）等疗法，疗效显著。[5]

神经症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与多变，神经症的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这类患者初期多在综合科就诊，约占综合科门诊量的10%左右。相反，神经症患者初期到心理门诊就诊的却较少，这种现象难免会导致不恰当的医疗服务，对病人及医疗机构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和浪费。因此，对神经症患者的门诊就诊状况调查分析，对于促进心理卫生普及、宣传教育和完善心理门诊工作，协调心理科与其他临床科系的关系，及时正确诊疗神经症患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6]

神经症是最常见的一类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的精神障碍。据报道，国外神经症的患病率为12%～26%；国内1982年神经症的患病率为28.81%，占精神科门诊量的50%，占心理咨询门诊的57.2%～58.6%。[7]

西安市综合医院门诊患者神经症性障碍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西安市一级、二级、三级综合医院各1家的门诊科室≥16岁患者，应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CompositeInternational Diagnosis Interview-3.0，CIDI-3.0)对其进行神经症筛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神经症相关影响因素。372例患者中，共检出神经症患者40例，检出率为10.8%，其中特殊恐怖症(5.6%)和强迫症(3.8%)较多见。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小于40岁、受教育年限≤6年、女性是神经症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综合医院门诊患者中合并神经症性障碍多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神经症性障碍的发生有关联。[8]

神经症患者的社会功能障碍状况及其相关因素：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社会功能缺陷量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对符合入组标准的门诊神经症患者进行访谈及测评共测评106例，结果发现社会功能表现良好者占10.38%，尚好者占45.28%，差者占44.3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神经症患者个性、强迫症状、及疾病类型对社会功能障碍均有明显影响，神经症存在社会功能障碍，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9]

对心理咨询门诊神经症患者进行MMPI测查，结果发现男女神经症患者的编码模式和剖析图相似，L、F、K、Pd、Sc量表与神经症诊断有密切关系，神经症患者的基本人格特征为神经质人格，MMPI的测定为临床诊断、心理治疗、疗效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10]

神经症在综合性医院内科门诊首诊病例中的构成比及分布特点，分析1996年和2000年各类神经症在内科门诊首诊病例中的构成比及其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病种中的分布特点，结果发现2000年各类神经症占内科门诊首诊病例的0.46%，为1996年的1.5倍，呈上升趋势。1996年和2000年各类神经症均为女性略多于男性，均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与1996年相比，200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诊人数明显增加，19岁以下年龄段有所下降。抑郁性神经症就诊人数跃居第一位，占各类神经症的49.46%。综合性医院迫切需要设立心理科，老年人的心理卫生工作应得到广泛重视。[11]

神经症患者在人格维度、人格特质水平、人格模型及人格障碍倾向性方面与正常人的差异：采用NEO-PI-R个性问卷及人格诊断问卷(PDQ+4)对137患者及132例正常人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神经症患者在NEO-PI-R五维度的神经质维度得分明显高于正常组(分别为102.97±23.59和91.87±18.23， P=0.001)，外向性维度得分明显低于正常组(分别为96.52±22.25 vs 105.59±18.16，P=0.006)；神经症在30种特质层面的焦虑、愤怒、抑郁、脆弱性、幻想特质层面得分明显高于正常组，活动性、正性情绪、行动、价值、信任感、自律性特质层面得分明显低于正常组(P<0.05或P<0.01)；神经症患者在PDQ+4总分及偏执型(患者组3.15±1.61，正常组2.51±1.53)、分裂性(患者组3.05±1.54，正常组2.54±1.59)、分裂型(患者组4.36±2.19，正常组3.34±2.02)、边缘型(患者组3.84±2.04，正常组2.60±1.77)、回避型(患者组4.91±1.92，正常组3.61±2.12)、抑郁型(患者组3.85±2.02，正常组2.28±1.73)、依赖型(患者组3.72±1.92，正常组3.02±1.80)、强迫型(患者组5.79±1.95，正常组4.86±2.25)得分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或P<0.01)。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人格特征在多个特质层面存在差异，且神经症可能与多种人格障碍同病。[12]

《北京市社区人群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及物质使用障碍的现况调查》表明，按照现况调查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于2010年选取北京市3387名16岁及以上社区居民，采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3.0计算机版进行入户访谈，按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诊断和统计手册第4版的标准对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及物质使用障碍进行诊断，心境障碍30天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0.81％和0.87％，12月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3.32％和3.40％，终生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7.21％和6.55％；焦虑障碍30天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3.16％和3.08％，12月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3.93％和3.90％，终生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5.95％和6.37％；物质使用障碍30天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0.33％和0.37％，12月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1.15％和1.92％，终生患病率和调整率分别为5.30％和5.58％；心境障碍、焦虑障碍以及物质使用障碍间存在共病现象；调查显示北京市9人中约有1人曾患有心境障碍、焦虑障碍或物质使用障碍中的一种，应大力加强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和防治。[13]

北京地区各级综合医院心理卫生服务状况：向北京18个区县的全部508家各级医院发放自制的《医院精神卫生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医院2001年提供心理卫生服务的种类、提供心理卫生服务人员的特征、心理卫生服务初诊患者数量及诊断、精神科药物的使用情况等。结果共有73% (373/508) 的医院参加，其中综合医院占75%(325/436)。在325家综合医院中，171家 (53%) 提供1种或多种心理卫生服务；共有420名医务人员从事此项工作，但他们学历偏低，接受相关培训较少。61家设有心理门诊，其心理卫生初诊患者占全地区各类医院(包括精神专科医院)初诊患者的50% (47 151/93 891)；其中90% (42 578/47 151)就诊于18家三级综合医院。综合医院有诊断分类资料的44441例心理卫生初诊患者中，43%为神经症，30%为抑郁症。所有接受调查医院售出的抗抑郁药总量的73%和氟西汀总量的97%是由103家综合医院售出的。应当重视综合医院的心理卫生服务，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建立相应科室，尤其在一、二级医院。为监督综合医院心理卫生工作的发展趋势，提高质量及水平，应定期评估其心理卫生服务的种类和范围、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合理性。[14]

通过对大学生神经症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对73例确诊为神经症的大学生的一般情况及临床资料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神经症男生较女生多见，发病时间多在大学新生阶段，发病原因以适应不良为主，大学生需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15]

对140例案例全面分析，综合医院的精神医学心理咨询，看综合医院应有医学心理专业人员进行咨询的必要。收集门诊、会诊病例140份，就诊1442人次，采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3》(CCMD-3)诊断，对资料进行全面分析。结果发现神经症发病率最高，女性发病高于男性，中青年及中等文化者占多数。心理咨询回归综合医院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16]

精神科门诊初诊病人的职业、病程和病种分布：对2003年1月～2004年7月精神科门诊初诊病人进行统计分析，对确诊病例按CCMD-3诊断标准进行分类，结果共调查1020例，发现职业以农民居多，占42.55%；病程以达到或超过1年的明显高于其他，而且其中以农村人口明显居多(P≤0.01)；病种以精神分裂症为最高，分裂样精神病次之，心境障碍居第三位，神经症次之，应激相关障碍居第五。门诊初诊病人的分布受职业、病程和病种等多因素影响，与就诊患者的文化素质、医院的特殊情况以及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等多方面有关，加强农村地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提高人们对精神卫生知识的认识已刻不容缓。[17]

通过以上文献的研究对比，作者发现神经症的发病原因与遗传基因和社会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与后天习得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鉴于神经症药物治疗的低治愈率和副作用，使用“综合积极情绪疗法”干预轻中度的神经症，效果优于单纯的药物治疗和其他非药物疗法。

神经症是一组轻性大脑功能失调的疾病总称，神经症的主要表现为精神活动能力降低，情绪波动与烦恼，体感性不适增加，体查无器质性基础，自知力良好，无精神病性症状，病前有一定素质与人格基础，起病与工作学习负担过重或与精神应激因素有关。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规定：神经症是一组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的精神障碍。本障碍有一定人格基础，起病常受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症状没有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作基础，与病人的现实处境不相称，但病人对存在的症状感到痛苦和无能为力，自知力完整或基本完整，病程多迁延。各种神经症性症状或其组合可见于感染、中毒、内脏、内分泌或代谢和脑器质性疾病，称神经症样综合征。

由于各国学者理解神经症病因学观点不一致，多年来对神经症的命名、概念、分类等争议较多。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精神病分类中删除了神经症。我国学者认为神经症是一客观存在的临床实体，神经症分为以下几个类型：焦虑症、恐怖症、抑郁性神经症、神经衰弱、疑病症、强迫症及其它神经症。其共同点是：1、起病常与素质和心理社会因素有关；2、病前多有某种性格特征；3、临床相呈现出精神和躯体方面的多种症状，但无相应的器质性基础(与脑功能有密切关系)；4、除部分癔症患者外，一般意识清楚，与现实接触良好，人格完整，无严重的行为紊乱；5、病程较长，自知力完整，要求治疗。

神经症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基本上都是主观感觉方面的不良，没有相应的器质性损害。表现为当事人一般社会适应能力保持正常或影响不大，有良好的自知力，对自己的不适有充分的感受，一般能主动求治。

从疾病的分类上来说，神经症是一种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持久的心理冲突，病人觉察到或体验到这种冲突并因之而深感痛苦且妨碍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但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理基础。

根据以上定义，神经症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1、意识的心理冲突：神经症病人意识到他处于一种无力自拔的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通俗地讲就是自己总是跟自己过不去，自己折磨自己，病人知道这种心理是不正常的或病态的，但是不能解脱。

2、精神痛苦：神经症是一种痛苦的精神障碍，喜欢诉苦是神经症病人普通而突出的表现之一。

3、持久性：神经症是一种持久性的精神障碍，不同于各种短暂的精神障碍。

4、妨碍病人的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神经症性心理冲突中的两个对立面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日益严重地妨碍着病人的心理功能或社会功能。

5、没有任何躯体病作基础：患者虽然体诉繁多，但却没有相应的躯体疾病与之相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开玩笑或者骂人时经常使用神经病这个词，其实人们心里想表达的内容主要是精神病方面的涵义。一般的人不大清楚神经病、神经症、精神病三者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有时甚至以为他们是一回事。其实，三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

1、神经病。神经病指神经系统发生的器质性疾病。根据神经所在的位置和功能不同，可以把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根据神经所支配的对象的不同，又可以把神经系统分为躯体神经和内脏神经。神经病指中枢与周围神经或者说内脏神经与躯体神经表现出解剖学上的病理特征，其主要特征是神经有器质性的病变。

2、神经症。神经症又称神经官能症、心理症或精神神经症，是一组轻性心理障碍的总称。神经症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基本上都是主观感觉方面的不良，没有相应的器质性损害。表现为当事人一般社会适应能力保持正常或影响不大；有良好的自知力，对自己的不适有充分的感受，一般能主动求治。

3、精神病。精神病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显得古怪、与众不同；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有程度不等的自知力缺陷，患者往往对自己的精神症状丧失判断力，认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是正常的，拒绝治疗。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把抑郁症归纳为心境障碍，心境障碍又称情感性精神障碍[F30-F39]，是一种以心境紊乱作为原发性决定因素或者成为其核心表现的病理心理状态，是指悲伤或情绪高涨显得十分强烈，并且持久，一般时间超过半年，其症状表现超过了对生活事件应激反应的程度。心境障碍有双相（有抑郁与躁狂期）及单相(只有抑郁)心境障碍。双相障碍的发病年龄较轻，周期较短，发作频率较高。双相心境障碍一般从抑郁开始，而在病程中至少有某一个时期显得情绪高涨。单相心境障碍（重症抑郁障碍）是复发性的抑郁发作，但有三分之一病例可能终生只发作一次。以抑郁作为首次发作的病例，约五分之一最后证实是双相型。

早在1889年，巴黎国际精神病学会议就把以下11种病症归纳为精神疾病：狂症、抑郁症、周期性精神病、进行性系统性精神病、痴呆、器质性与老年性痴呆、麻痹性痴呆、神经症、中毒性精神病、道德与冲动性精神病、白痴。也就是说，神经症在医学领域里，属于精神疾病。

神经症、抑郁症常用的评估测量工具：

1、贝克抑郁问卷（BDI）。

2、自评抑郁量表和抑郁状态问卷（SDS,DSI）。

3、卡罗尔抑郁量表（CRS）。

4、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5、抑郁形容词检查表（DACL）。

6、抑郁体验问卷（DEQ）。

7、认知偏差问卷（CBQ）。

8、自动思维问卷（ATQ）。

9、老年抑郁量表（GDS）。

10、汉密顿抑郁量表（HRSD）。

11、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

12、症状自评量表强迫因子（SCL-90）。

13、卡特尔16种人格问卷抑郁、焦虑、强迫因子（16PF）。

14、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抑郁、焦虑、强迫因子（MMPI）。

15、伯恩斯抑郁量表（BDC）。

16、心理健康评定量表抑郁分量表（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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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献综述神经症的心理咨询与干预

目前医学心理咨询门诊工作普及与开展情况，对上海市医学心理咨询门诊机构进行了抽样调查，在全市100多家医学心理咨询门诊随机抽取40家进行调查，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心理咨询门诊的设置还需进一步规范化，咨询机构人员资质参差不齐，门诊来访者以神经症、情感障碍的中、青年患者为主，并复诊率较高。心理咨询的普及性、规范性、可接受性、从业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建议对全市心理咨询医疗机构加强宣传、管理及监督，促进心理治疗的发展。[1]

神经内科门诊的心理障碍患者的临床诊治情况，收集2009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本院神经内科门诊治疗的259例心理障碍患者的临床诊断、治疗资料，对心理障碍患者的主要临床特征、临床治疗方法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可见本院神经内科门诊的心理障碍患者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并大部分存在慢性并发症以及反复就诊经历；神经症123例(47.49%)，精神分裂20例(7.72%)，情感障碍68例(26.66%)，器质性精神障碍12例(4.63%)，人格障碍7例(2.70%)，单纯性睡眠障碍25例(9.65%)，其他精神障碍4例(1.54%)；采取药物治疗230例(88.80%)，其中5—羟色胺在摄取抑制剂治疗154例(66.96%)，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治疗39例(16.96%)，黛力新治疗20例(8.69%)，其他药物治疗17例(7.39%)。心理障碍患者由于普遍年龄偏大，大部分存在并发疾病，在临床诊断时要更加细致，详细指导用药治疗方法，避免延误病情。[2]

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特征及护理对策：选取2009年12月至2011年12月神经症患者86例，按照数字表随机抽取法分成2组，观察组43例，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对照组43例，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前后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变化。结果是两组住院时间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护理干预后HAMD、HAMA评分与护理前对比有明显改善(P＜0.05)，对照组护理干预后HAMD、HAMA评分与护理前对比变化不明显(P＞0.05)，两组护理干预后组间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神经症的患者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缩短住院时间，促患者尽快康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3]

在心理门诊咨询治疗中，对90例神经症患者以心理疏导为主并配合药物治疗，收到了较好的疗效。[4]

神经症治疗中放松训练的应用效果，将2009年6月至2010年12月我院收治并确诊且文字理解不存在障碍的神经症患者90例，随机平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进行疗效观察、对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及病情等方面以及症状自评(SCL-90)量表的15项平均分对比，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发现观察组药物加放松训练治疗后患者治愈率为42.22%(19/45)，有效率为93.33%(42/45)；对照组患者单纯药物治疗后治愈率为11.11%(5/45)，有效率为84.44%(42/45)。观察组的治愈率和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通过放松训练可以使患者心情得以平静，将日常无意识的一些心理活动和生理性活动转换到意识控制之下，进而达到对神经症的调节治疗目的，配合药物治疗可使患者的神经症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5]

精神科门诊神经症各类型分布情况及相关因素：对531例初诊为神经症患者的一般资料及各类型的就诊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现神经症初诊患者中女性就诊率高于男性，就诊者文化程度较高，以学生、无业、退休人员居多。疾病类型：焦虑症43.69%、抑郁性神经症35.03%、强迫症10.73%、疑病症4.52%、癔症3.39%、恐怖症1.70%、神经衰弱0.94%；低年龄段主要为焦虑、强迫，高年龄段为抑郁、疑病。精神科门诊神经症患者就诊率较高，药物与心理干预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6]

抑郁性神经症是以长期的心境低落为突出表现，并伴有焦虑、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等症状的一种心理障碍。目前医学界已将其改称为恶劣心境，在发病前常有一定的心理社会性因素，如人际矛盾、家庭不和、亲人伤亡等，但不一定很严重，患者多数具有多思多虑、敏感多疑、心胸狭隘、自我中心、多愁善感、消极悲观、缺乏自信、依赖性强等抑郁性格特点，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7]

对神经症的心态分析，实施心理干预对患者治疗康复的效果，采用自制的心理护理观察表对108例心理科住院的神经症患者进行评估，总结出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有明显的共同特征，采取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病人的治疗和康复。[8]

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临床症状、患病率及诊治情况，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2010年1～12月我院神经内科门诊收治的102例疑似心理障碍患者进行综合评价，结果确诊43例心理障碍患者，全部为中老年患者。心理障碍类型主要表现为神经症和情感障碍，症状主要表现为躯体不适，尤以睡眠障碍最为突出。服用抗抑郁药治疗是主要治疗方式。我院2010年度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以中老年人群居多，心理障碍症状表现多样，需加以谨慎诊断防止误诊，治疗仍以药物干预为主。[9]

强迫症是一种病因复杂、表现形式多样的心理障碍，是以反复出现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为主的神经症。国外普遍将其归类为焦虑障碍，有学者于1985年从强迫症与焦虑的关系上将obsessive定义为引起患者焦虑的想法、想象和冲动，即强迫观念，将compulsive定义为为了缓解患者焦虑而出现的行为和认知反应，即强迫行为。[10]

了解心理咨询门诊就诊对象一般情况、起病诱因、既往疾病史、诊断、治疗及男女间差异，为心理咨询门诊工作提供指导，整群抽取2002年5月21日～11月28日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门诊所建的189份病历，对其首诊记录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的被咨询者占65.54%，多于初中以下者(P＜0.01)，差异有高度显著性。学生占相当的比例，占已知身份者中38.96%。男性以工作问题为疾病诱因的比例高于女性(P＜0.01)，差异有高度显著性；男性恋爱问题为疾病诱因的比例高于女性(P＜0.05)，差异有显著性，男性婚姻问题为诱因的比例低于女性(P＜0.01)，差异有高度显著性；男性家庭问题为诱因的比例低于女性(P＜0.05)，差异有显著性。被咨询者首诊时病程在10年以内的占96.76%；共有25.93%被咨询者既往经过治疗；既往慢性或严重疾病的患病率，男性高于女性(P＜0.01)，差异有高度显著性；依据CCMD-3诊断为神经症者占被咨询者中38.10%，心境障碍占被咨询者中19.46%(P＜0.01)，差异有高度显著性；分裂症、分裂样精神病、心境障碍、神经症总例数占建门诊病历的被咨询者中70.90%；治疗方案：138例(73.02%)皆心理治疗配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用单纯心理疏导占121例(占138例中的87.68%)。心理工作者应更多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对男女心理咨询、干预应有不同侧重点，治疗中注意提高心理治疗质量。[11]

父母养育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这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引起了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关注，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子女的身心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与父母养育方式密切相关。[12]

精神专科医院心理门诊就诊人群特征的变化：对宁夏民政厅民康医院2003年和2008年在心理门诊就诊人群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就诊人群2008年是2003年的3倍；两年的就诊人群均以高文化程度的企事业员工为主，学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就诊主诉主要为精神病性症状、情绪低落、焦虑紧张；2003年诊断排前3位的是精神分裂症、神经症、抑郁症，2008年为神经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治疗上2003年单用药物治疗者超过了三分之二，2008年合并心理治疗者超过了三分之二。 随着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精神专科医院的心理门诊已渐渐被大众接纳。[13]

综合性医院医学心理咨询的临床特点：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学心理咨询门诊2004年1879例初诊患者的资料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结果综合性医院的医学心理咨询门诊来访者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医学问题(90.5%)，其中以神经症和情感障碍为主，分别为781例(41.56%)和666例(35.44%)。综合医院医学心理咨询门诊的主要对象是神经症和情感障碍，治疗方面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的综合使用更有助于患者病情的缓解。[14]

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咨询者的临床特征：咨询手段和适应证，收集并统计分析2002～2005年1023例初次在综合性医院心理门诊就诊的咨询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发现咨询者主要以神经症和一般心理问题较多，年轻人较多。主要集中在学习问题、工作问题、健康、家庭关系、恋爱问题、夫妻关系、人际关系、性问题、躯体不适、情绪问题等，且在性别、年龄中分布不同。综合医院心理咨询涉及问题广泛，以轻度精神障碍和一般心理问题为主，不同于专业的心理卫生机构。综合医院应开设并加强心理咨询门诊，提高对心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水平，以适应社会竞争加剧带来的日益增多的心理健康需求。[15]

综合医院心理科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就诊情况分析，就诊者的分布特点以及疾病分布特征：资料来自2004～2007年某综合医院医学心理科785例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就诊者。根据ICD-10诊断标准，对就诊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就诊者中男女比例为1.42∶1，各个年龄段中女童的比例均较男童少。就诊者中情绪障碍(37.06%)、适应障碍(9.74%)、关系问题(9.36%)、精神分裂症(8.80%)为前4位就诊疾病种类；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就诊者的疾病构成是有差异的。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就诊的儿童青少年与儿童心理咨询门诊就诊者的年龄分布存在差异，并且综合医院患者在不同种疾病分类中，表现出性别差异。[16]

综合医院心理咨询门诊患者的疾病分布特点，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医生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和综合医院门诊医生对常见的精神障碍的识别状况。收集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005-2009年间心理专科和非专科门诊诊治的精神障碍患者共17228人次，采用(CCMD-3)诊断标准，对患者的疾病分布及5年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女性患者占了大部分，神经症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心境障碍。与2005年相比，焦虑症已经代替抑郁症成为2009年心理咨询门诊病人中的多数；焦虑症、神经衰弱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门诊就诊集中在心理咨询专科，而失眠症的患者集中在非精神心理专科门诊，抑郁症的患者则差不多各占一半。医学心理咨询门诊工作的对象、性质和工作模式更接近于精神医学，故医生必须有经过精神医学专业的系统学习，非专科医生对焦虑症的识别率低。[17]

了解综合性医院心理门诊采访者的心理状况，探讨其人格特点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对2008年12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理门诊就诊并接受MMPI测试的995例来访者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发现MMPI各因子分均高于常模，人格特征以Pt、Hs、Pd、Sc的T分尤为突出。心理门诊来访者的人格特征与正常人心理有着不同程度的偏离，心理健康状况较一般人群差并以神经症性症状为主，其人格特征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18]

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治情况：提高综合医院医生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我院神经内科门诊3124例心理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疾病分类及治疗情况。我院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多为中老年，常伴基础疾病，男女性别比为1:1.7。疾病分类以神经症(占47.7%)和情感障碍(占26.3%)为主；神经症和情感障碍患者中使用抗抑郁药物治疗者占91%。神经内科门诊心理障碍患者年龄偏大，常伴随基础疾病，症状涉及多个系统，需要加以辨别。[19]

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患者的特点及处理原则：对2008～2010年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心理门诊患者183例的性别、年龄、成长环境、诊断与治疗等因素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求治患者有一定的人群特征和疾病特点，就诊患者主要以20～50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大，占51.37%；按职业划分，中小学生及管理人员患病比例最高，军人最低，分别占24.59%和2.7%；家庭环境不和谐的患者111例，占60.66%；确诊为疾病患者122例，占66.6%，主要包括焦虑症、抑郁状态、失眠症；确诊为心理问题患者61例，占33.3%，以情绪问题为主。总结综合医院心理门诊患者的人群和疾病特点，可以提高心理咨询治疗工作质量，同时应加强各专科医生的身心医学知识培训。[20]

精神专科医院心理咨询门诊首诊来访者的诊疗情况：为心理咨询工作提供指导，整群抽取2009年7月1日～2011年7月1日在上海市松江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门诊首诊来访者618份病历卡，回顾性分析其诊疗情况，结果发现来访者中男性20岁～组及30岁～组较多，女性30岁～组及60岁～组较多，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男性中初中文化占37.8％，女性中小学及以下占42.6％，差异有显著性(P＜0.01)；男、女均以已婚居多，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男性职业居多的前三位是打工者、职员、自由职业者，女性是打工者、农民、职员，差异有显著性(P＜0.01)；男、女性地域均以本地人占多，签署知情同意书比例较高，精神疾病家族史均以阴性为多，个性均以内向为多，依据CCMD -3诊断以抑郁症(含抑郁状态)、神经症、睡眠障碍为多，诊疗次数以1～5次为多，差异均无显著性。男、女性用药数量以1～2种为多，差异有显著性(P＜0.05)。心理咨询师应关注来访者的年龄、文化、职业、个性等特点，进一步完善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21]

综合医院心理科联络会诊病人的原因、科室分布、病种构成及治疗效果：对所有会诊病人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精神科会诊-联络人次逐年增加，患者年龄60岁以上为主，病种构成中以神经症、心境障碍和认知障碍列前3位；科室分布以神经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和心血管内科为主；精神科用药情况来看，SSRIS类药物、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及苯二氮卓类应用较多。综合医院精神科会诊联络非常重要，有利于治疗患者躯体疾病，同时治疗其身心疾病。[22]

整合心理疗法对强迫性神经症的临床疗效，选取我院2009～2011年心理门诊就诊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32例，予整合心理疗法治疗16周，疗效以痊愈、显著进步、进步和无效评定，所有患者治疗前后进行SCL-90评分。结果是痊愈12例，显著进步11例，进步6例，无效3例，总体有效率71.87％。治疗前后SCL-90中躯体化、抑郁及恐怖的因子分有显著性差异(P＜0.01)，强迫、人际关系、焦虑及敌对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偏执和精神病性的因子分变化不明显(P＞0.05)。整合心理疗法对强迫性神经症的有较好的临床疗效。[23]

心理咨询中心来访者对神经症防治知识理解水平及其相关因素，有效心理健康教育措施的传播模式，采用个人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对北京市4所有认证资格的心理咨询中心的45名来访者进行访谈，结果是受访者多数人听说过神经症，知道神经症不同于“精神病”，两者在严重程度和性质上是不同的；对强迫症、广泛性焦虑症的病因、临床表现、治疗和预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对社交焦虑症和惊恐障碍则知之甚少；对神经症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如大多数人不愿意到医院就诊或用药物治疗，主要原因是对医生治疗神经症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且对药物的成瘾性、副作用、疗效等有不恰当认知；心理咨询中心的来访者对待神经症大多是比较理性的态度，对疾病和患者的包容度比较高，愿意主动寻求帮助或者提供帮助；对人群进行神经症和心理健康的教育活动是必要的，高校受访者认为讲座、开设课程和心理咨询是最有效的方法，非高校受访者同样认为讲座是最好的方式。大部分心理咨询中心来访者对强迫症、广泛性焦虑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对社交焦虑症和惊恐障碍的了解很少；对神经症存在一些错误认识，而态度则比较理性，愿意主动寻求帮助或者提供帮助；开展神经症和心理健康主题的教育活动是有必要的。[24]

分析10年前后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咨询资料，探讨心理咨询变化特点，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1984年1月～1987年12月和1998年1月～2001年12月行心理咨询者2647例。结果发现不属于心理疾病，为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咨询者较10年前明显上升，(55.8%，P<0.05)，其中学生人数显著增加(20.7%，P<0.05)。咨询问题中各类神经症是首要问题。情绪、婚姻、人际交往问题呈快速上升趋势(P<0.05)。与10年前相比，人们的自身心理保健意识增强，主动寻求心理咨询者增多。[25]

综合医院心理咨询门诊中各病种的构成及其治疗效果，对1800例进行年龄、职业、病种及疗效分析，结果发现神经症是心理咨询的主要咨询对象，就诊者大多数是有变态心理问题的病人，以医学心理咨询的模式处理可获得较好效果。在综合医院开展心理咨询是可行的。[26]

通过以上文献的研究对比，作者发现神经症的心理咨询与干预在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咨询中被普遍广泛的采用，与单纯的药物治疗相比，配合使用心理咨询与干预的疗效是显而易见的。鉴于神经症药物治疗的低治愈率和副作用，使用“综合积极情绪疗法”作为神经症的心理咨询与干预的首选方法，效果会优于单纯的药物治疗和其他单一的非药物疗法及心理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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