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作者｜黄晓楠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译者，

美国加州富勒心理学院婚姻与家庭治疗硕士，

上海关怀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

Miss十： 相信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感受，身边说自己得“抑郁症”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而大部分微信上关于抑郁症的文章、科普或相关视频，大家听过读过的感受都是“抑郁症”好可怕、好严重，好像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不过，今天这篇文章倒像是关于抑郁症的“另类科普”，它从“抑郁症”的历史，说到“抑郁”这种情绪和抑郁症的药物本身，最后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抑郁症”或许不是一种疾病，倒像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集体认同。

这篇文章来自前段时间十分心理邀请的《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这本书的译者、也是美国加州富勒心理学院婚姻与家庭治疗硕士黄晓楠做的一个免费公益微信讲座。讲座中黄老师分享了翻译这本书的心得，更以抑郁症一章作为切入点，分享抑郁状态这样一种情绪，是如何被塑造成一个“客观存在”的严重心理疾病的过程。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部分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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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心理问题都与文化有很大关系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的作者伊森·沃特斯采访的心理学者提出了“症状池”的概念。

● 作者伊森·沃特斯

“症状池”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心理疾病不同于躯体疾病，一个心理问题呈现出什么症状，其实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它具体有什么样的呈现，是跟当时整个社会文化、信念、价值观，尤其是跟宗教有很大关系，当一个文化默许某种表达形式时，一种症状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心理问题的“症状池”里面。

比如，维多利亚时代是癔症的时代，现在我们很少看到当时那种很经典的癔症；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抑郁症”的时代，“焦虑”跟“抑郁”可以说是我们的时代病。

因为文化在过滤一些症状，而它又允许另外一些症状在特定的时间跟地点出现。所以文化跟心理疾病之间其实是有很紧密的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关系，这一点和躯体上的疾病是不同的。

这告诉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心理问题，心理疾病时，不管他是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或者厌食症也好，它和肺炎或糖尿病是很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病毒或细菌引起的肌体上的器官病变，基本上所有心理问题其实都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所以，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心理问题的方式，以及他们容易产生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并不是像躯体上的疾病那样是均匀散布，它是受文化影响的。

“抑郁”一直有，“抑郁症”是后来才有

如果现代社会对“抑郁症”的诊断标签是被制造出来的话，那“抑郁”情绪本身绝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抑郁情绪、抑郁状态和忧伤其实在人类社会已经有好几千年，一直都存在。

从古希腊的希伯克里特，一直到中国的《黄帝内经》都对抑郁状态有描述，甚至给出了治疗方法。

比如《黄帝内经》中对齐王的治疗是激怒他，激怒他以后他大骂，然后他的抑郁就好了。这是古代中国。

而到了中世纪时由于宗教的原因，“抑郁”被认为是一种对上帝信仰不虔诚所导致的软弱，所以对“抑郁”就产生了一种有罪的羞耻。直到今天，不少人依然对精神类疾病存在羞耻感。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耻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种潮流范儿。就像现在的年轻人，把“颓废”当成是一个很时髦的气质，穿得破破烂烂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而当时的艺术家、诗人也是，把“忧郁”当成是一种很高贵的贵族气质，因为跟“忧郁”连在一起的是哲学，是对人生深刻的洞察和思考。

● "Melancholy" by Edvard Munch

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之前，其实没有“Depressed”这个词，一直以来“忧郁”一词的英文是Melancholy，意为“淡淡的忧伤”，即文艺青年的忧郁气质。所以弗洛伊德在他的《Morning  Melancholy》说到，Melancholy这个忧郁情绪是没有原因的，至少没有我们可以说得出来到达意识层面的原因。他认为忧郁的情绪需要精神分析来搞清楚它底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另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则认为忧郁的核心是一种“自恋”，他认为当我们去寻找爱的对象的认可而不得时，就产生了“忧郁”的情绪。

到了克莱因，他就更进一步提出假设，认为“忧郁”是被妈妈拒绝的结果，来自妈妈的拒绝跟敌意越严重，病人身上的抑郁也就越严重。

这是精神分析学派的看法。

到了阿道夫·迈尔，他提出早期童年经验和生理因素共同使得一个人更倾向于得到“Melancholy”，“淡淡的忧郁”；可同时他也相信过去的经验跟生理因素不是最终的结局，一个人可以通过整理他自己的生活，重新生活来改变这个精神疾病的状况。正是迈尔给出了“Depressed”一词，来形容长期低迷的状态，所以基本是从迈尔开始，“Depressed”一词才正式成为“抑郁”临床上的名词，一直用到今天。

美国人创造了“抑郁症”

到了20世纪中叶，整个西方医学的发展，特别是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导致人们发现人的化学递质跟神经电流跟大脑运作的关联。当时整个精神医学界都认为改变大脑的电流可以改变“抑郁”的状况。

20世纪中叶另一个大的发展是心理疾病分类与诊断系统，在当时，心理学家跟精神医学家为了要让精神疾病跟生理疾病分类更标准化，就联合提出了分类诊断系统的概念。1952年美国第一部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后来的DSM问世，这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心理学界的圣经”。

在第一本DSM里面，Melancholy这个词，就被“Depressed  reaction（抑郁反应）”一词取代了，用来形容一种很严重的情绪低落。最早的诊断标准说，这种情绪低落是来自于一种内部冲突和未知的生活实践，比如失业或离婚。

当心理学家在这边忙碌地分类，把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做分类时，制药公司也没有闲着，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可以改善情绪的药物。于是，50年代时，镇静剂开始变得非常流行，它用来治疗焦虑症。当药物可以用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和情绪状况时，就为未来铺了一条路，大家慢慢开始意识到可以用吃药的方法治疗抑郁症。

在药物崛起之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仍然是最主要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一直到70年代，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有抑郁症的话，他还是会到典型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的办公室，躺在他的躺椅上用谈话治疗的方式做精神分析。

但随着医学医药的发展，越来越呈上升势头的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心理学。于是，制药公司跟心理学的科研学者开始一起寻找“抑郁症”带来的大脑中化学不平衡的证据，以及什么样的药物可以作为靶向药物，用来治疗这种不平衡。

当时的制药公司常常用的一个比喻是把“抑郁症”跟糖尿病做类比。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是肌体不能产生胰岛素了，所以无法平衡血糖，因此病人就必须要一直打胰岛素。制药公司当时对“抑郁症”药物宣传也是说，“抑郁症”是大脑化学不平衡导致的，吃药就跟用胰岛素平衡血糖一样，药物可以平衡大脑中的化学物质。

可是，精神分析学和心理生物学这两个不同的阵营，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抑郁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究竟是因为妈妈的拒绝导致的，还是大脑化学不平衡导致的，这样的争论一直带到了1980年第三版DSM，为了要把这两派的观点稍微做一个综合，这一版DSM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从过去的发病原因为基础，从治病机理为基础的诊断手册变为了以症状为基础的诊断手册。这意味着过去诊断手册告诉你如何诊断这个病，是从病因的角度看，比如诊断肺炎，是以发现肺部的某种病变来做诊断，或者什么造成肺炎来做诊断，但以症状为基础的诊断不看什么导致了抑郁，而看你有没有呈现出这些症状。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一直对治疗精神疾病的心理原因更有兴趣，而生物阵营一直认为，不管你说病是怎么造成的，我只要治疗他的症状，只要他没有症状了，那他就痊愈了。

●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

而现实中，人们呼唤心理疾病分类的出现。这是因为病人能不能得到治疗，治疗费用能不能向保险公司索赔，这跟医生给出什么样的诊断标签有关系，有些诊断是在保险受理的范围，有些不在它受理的范围内，所以制药公司希望新一类疾病能够被医疗系统认可。

因为婚姻问题，夫妻吵架，你想去吃药、开药，保险公司是不可能给你理赔的。可是，如果病人有列在诊断手册里的正式疾病，肺炎也好、糖尿病也好，“抑郁症”是被正式列在手册里的，它就可以被理赔，就可以用药。

在短短三十年间，服用抗抑郁药的美国人从最开始（1980年）的200万左右到今天，美国需要服用抗抑郁药的大概是4000万的人数。30年间这是多少倍的增长呢？大家可以回去算一算。1500%。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数字，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抑郁症”在日本是如何被推广的

我们来看在日本的情况。

《像我们一样疯狂》这本书中提到日本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对忧伤、忧郁很敏感的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悲伤的文化。如果你在樱花季去日本的话，就会对日本文化中对忧伤、对死亡的理解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对他们而言，忧郁是一种很有美感的东西，不像西方人心中的抑郁，是带着疾病味道的。

一个日本学者做了一个实验，她拿学校里的日本研究生跟美国的白人研究生一起做了一个比较。她问被试者，“你看到‘忧郁’一词时想到哪些词？”，日本学生联想到的词，出现最多的前10个高频词分别是：雨、暗、担忧、灰色、自杀、寂寞、考试、抑郁、疾病、劳累。而美国学生前10个词是：悲伤或感觉悲伤，孤单或感觉孤单，低落、不开心、有情绪、低沉、灰暗、失败、苦恼、焦虑。

很明显的差别，日本学生给出的回应词，只有几个词是跟内心的情绪状态相关，而大部分词是跟外在环境的状态有关，这说明日本人是向外寻找“忧郁”跟自身关系的。而美国人是向内寻找自己的感觉来形容“忧郁”。其实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差别，这意味着不同文化对自己的感受以及对抑郁这个感觉的解释系统是不同的。抑郁的意义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不同文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大家去看日本文学、日本电影，会觉得这是很推崇悲伤的文化。比如日本电影在描写失落、描写悲伤上都有一种特别吸引人的感觉，他们很正面地宣扬沉湎在失落的悲伤或怀旧的情绪当中。樱花落下来，世事无常，人生短暂的感觉弥漫其间，日本人的文化是“拥抱自己的悲伤”。

对日本人来说“自杀”也不是西方人理解当中的那种“自杀”。一直以来，在日本自杀其实是一种很崇高的武士道精神。

当大型制药公司进入日本的时候，为了要得到日本抗抑郁药的市场，他们首先是做了文化方面的调研，云集了对日本文化、日本抑郁研究最顶尖的学者，召开研讨会，让他们来说日本人心中的“忧郁”究竟是什么。通过这些研讨，却了解如何向日本人做广告，如何把“抑郁症”的概念包装成这个文化可以接受的疾病。

然后，市场行销团队设计出“心理感冒”一词。这个概念很对制药公司的胃口，因为它有效传达了三个信息：

1. 它暗示“抑郁”不是人们曾经认为的很严重的疾病，也不应该有社会羞耻感，它只是普通感冒；

2. 它表示服用抗抑郁药的决定可以很简单，就跟我们吃感冒药一样你可以自己吃。

3. 它传达了一个意思，和感冒一样，“抑郁症”是很常见的，谁都可能得，谁都会时不时的伤风感冒，你感冒时很难受，但你不需要扛着，只需要吃感冒药就可以。

在这样的推动过程中，“抑郁”的观念慢慢进入了日本社会。

其中，“抑郁症”的广告，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层面，而背后让人有点不寒而栗的部分是制药公司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所谓这种控制，就是医学界的学者和制药公司之间的关系。书中披露了一些制药公司从论文的炮制过程就做一些把控，他们会刻意去赞助一些论坛、赞助一些学术会议，甚至是雇佣枪手写作一些文章，从数据起初阶段就开始影响整个学界对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的认知。这导致其实我们对“抑郁症”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利益的影响在里面。

所以，我们了解“抑郁症”知识的时候不光要看知识本身，也要看它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数据是从病人口中说出来，还是从制药商口中说出来，或是从学者口中说出来，它的收集方法是什么，它来自于什么地方，整个研究过程是怎么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抑郁症”

回到中国，在“抑郁症”一词出现之前，大家遇到“抑郁”这种感受时，都会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觉——“神经衰弱”。遇到“神经衰弱”，医生通常会给你开营养神经的药，像谷维素、维生素等。

但这两年我们也被“科普”了——不存在“神经衰弱”，其实就是“抑郁症”。

这两年我们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在纪录片中也提到了中国抑郁症增长的数字，是很触目惊心的。

这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有关，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词来命名大家经历到的无力感、挫败感、焦虑感，尤其是在大城市。在北上广这些城市会有特别鲜明的感受，人们需要一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情绪体验。因为人也是创造意义的生物，我们不停在自己的经验中试图去总结出一些东西来，找一些词来描绘我们的感受，以我们在今天中国大城市里所经历到的压力，“焦虑”，“抑郁”这些词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出口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下人们所谈论的“抑郁症”确实有一些人为制造的成分，尤其是当我们从它背后商业利益的运作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是推动它的相关利益团体更愿意把“抑郁症”呈现为一种严重的疾病。

最后，对于今天作为普通中国人，普通治疗师，或者普通的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我们怎么看待抑郁症，怎么看待以后的这些科普文章呢，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回到中国的文化里。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抑郁常常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虽然西方人会说我们的家庭太纠缠，可是很多时候这种紧密，并未在家庭内部形成真正的温暖、彼此支持、和安全，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去好好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作为保护，在这当中形成一个有弹性的自我认知，以及关系当中的安全感，亲密感，温暖的感觉，因为这可能是反抗抑郁最好的免疫系统。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诊断中告诉你得了一种病，并且要寻求痊愈”，这仍然是疾病模型里的观念。你生了肺炎可以痊愈，生了感冒可以痊愈，但基本上我今天从头到尾想要强调的是“抑郁症”和肺炎，或者跟感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往往就我的临床处理当中，顶着抑郁症帽子进来的来访者，我和他们工作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他患抑郁症之前的内在心理状态和自我认知，而是把“抑郁”看作一个他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他的自我认知的改变，他的成长，会帮助他跨上另外一个台阶，症状慢慢消除以后，他整个人的社会功能、自我组织、情绪状态会都变得越来越好，但这不是所谓的“痊愈”，而是这个人成长了，他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状态里面，这时候他的心理环境，应对压力的能力当然比之前好多了。